盖茨想让机器人交税，还有公司谈起它们的言论自由，这只是想多了么？

比尔·盖茨在一次媒体采访中提及，机器人如今也从事着与人类相同的工作，因此应当同样承担税务责任。他宁愿接受更高的税收，也希望减缓自动化的推进速度。这并不是空谈，机器人已经替代了许多原本由人类完成的工作。

以汽车制造业为例，通用汽车在机器人普及后，尽管产量翻了一番，但员工数量却减少了一半。不仅如此，现在的员工中仅有少数在工厂工作。因为就业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立已经持续了两个世纪。早在1811年，英国诺丁汉的织布工人就曾用暴力砸毁织布机来抗议机器替代人力。历史的进程并未因此而改变，新技术和机器不断取代人类的工作已经成为常态。

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也让这一切变得愈发迅速。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工作效率，而比尔·盖茨正是其中的推动者之一。如今，随着机器人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人不仅在能力上越来越接近人类，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了人类。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机器人与人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保障公平的充分利用这一新兴技术推动社会的进步。盖茨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面对机器人的崛起，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就业、税收和自动化的平衡问题。自Siri之后，微软的Cortana、微软小冰等智能助手已能处理日常简单任务，其对话能力愈发自然流畅。人工智能在棋类领域的表现更是惊艳，假扮人类棋手，却能将顶尖围棋高手击败。

尽管科学家至今仍未能揭开人脑的神秘面纱，关于思维和记忆的本质、意识的产生仍是充满假设的领域，要想制造出与人类无二的人工智能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从表面看，机器人的发展日益呈现出人类的模样，它们已能完成许多原本由人类执行的任务。

当Uber宣布研发自动驾驶汽车时，其CEO坦言司机是成本的大头，若由人工智能来驾驶，服务成本将大幅降低。《》已运用人工智能撰写大量体育新闻。盖茨所提及的工作问题已显而易见，但解决方案仍悬而未决。

标题：机器人的浪潮来临，时代的转型并不轻松

在这个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的讨论持续了几十年的时代，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泰勒·科文（Tyler Cowen）最近在一篇专栏文章中表达了他的观点。他指出，新一轮的技术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比以往更加严峻，渡过这个过渡期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尽管“机器人取代人的工作”这个话题已经被讨论了许多年，但真正发生时，其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当谈到机器人和自动化将取代未来的工作时，人们常常问：“这次为什么会不同？”过去，西方世界成功地将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见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是否历史会再次重演，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后，新的工作机会也会随之产生，惠及人们呢？那些被自动驾驶汽车取代的卡车司机，是否也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比如照顾老年人的工作，或者从事交通业维修工作呢？

从历史角度看，尽管工业革命的最终结果是积极的，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以工业革命期间的工资变化为例，从1760年到1831年间，英国的人均消费仅增长了22%，这个增长速度对于一个长达71年的时间段来说，显然并不快。这反映出工业革命期间的社会转型并不轻松。这次的技术革命和自动化浪潮，是否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

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工作是一个复杂而深远的话题。虽然从经济角度来看，新的技术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我们不能忽视技术变革带来的挑战和冲击。我们需要深入思考如何平稳渡过这个过渡期，确保每个人都能在这个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在过去的70年里，尽管创造了许多新财富，但经济动荡、结构性调整成本以及战争的冲击使得工人的回报变得微薄。正如加州大学的经济历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所估计，英国人在1770至1810年间，薪水持续下滑。在工业革命后的60至70年过渡期间，英国的工人并未享受到真正的收入增长。

想象一下，如果当代美国也经历类似的收入变化，很可能我们会面临政治动荡，很少有人会觉得这个“过渡期”是成功的。我们似乎已经身处这个过程中，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自1999年起便开始下跌，有人甚至认为1969年男性的收入中位数仍然高于现在。这些令人沮丧的统计数字引发了持续的讨论，从目前的事实和数据来看，这个过渡期的代价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预期的还要高。

随着工作从农业转向其他领域，也存在对经济政策有害的一面。例如，美国每年要花费200亿美元补贴农民，尽管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这笔支出是浪费的。欧盟的情况更为糟糕，他们不仅要应对银行问题、意大利和希腊的债务问题以及难民问题，还要将欧盟预算的38%用于农业补贴。尽管农业在整体就业率中的占比很低（大约2%），但农民这一职业并不会消失，而且农业的就业情况已经降低了好几百年。

《卫报》专栏作家本·塔尔诺夫支持盖茨的观点，认为随着机器人的普及，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扩大。他认同至少机器人税可以成为介入的契机，为未来的发展方向打开讨论的大门。

塔尔诺夫指出，机器人带来的威胁并非只是Elon Musk所担忧的潜在失控风险，而是它们可能将经济差距推向极端，使大多数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对机器人征税或许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但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大规模的自动化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提出了严肃的政治挑战，迫切需要寻求有效的政策解决方案。

当前的技术发展势头迅猛，有可能达到一种程度，即机器人技术如此先进，以至于侵占人类的工作。想象一下，如果ATM不仅能够提供现金，还能提供浮动利息贷款，这样的情景将带来何种影响？尽管对人工智能的赞誉有时被夸大，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项技术在过去数年中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未来，更大的突破或许将不再是意外之事。这些技术不仅改进了工作流程，更有可能逐渐淘汰人类工作。与其说自动化让更少的人创造更多财富成为可能，不如说它在创造更多财富的逐渐消除了劳动力的投入。

那么，无需劳力的财富有什么问题呢？问题关键在于财富的归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仅仅是工人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价值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持续缩小。过去几十年里，工资占比不断下降，而资本的份额却在不断上升。技术进步提高了工人的生产力，但利润却在增长而非下降。生产力增长了80.4%，而实际时薪中位数仅增长了10.7%。

随着机器人资本的崛起，精英们似乎将彻底脱离社会现实。从私人飞机到奢华岛屿，富人们早已投入巨大资源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即使是再坚固的奢华堡垒，也无法完全切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为只要资本家需要劳动力，大规模的自动化便有可能切断最后的联系纽带。拥有无限供应、无需人工的财富，精英们可以为自己圈出与世隔绝的乐土，无需再为失业人群的生死存亡操心。

如果这种情况还不够令人警醒，那么大规模自动化所带来的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不仅仅是工人的贫困，甚至是他们的消失。彼得·弗瑞斯在其著作《四种未来》中预测，那些失业的人群不会长时间忍受被排除在繁荣之外的不公命运。他们可能会感到惶恐不安，因为这预示着大量潜在的危机。弗瑞斯警告道：“如果群众不再被视为工人阶级，变得对统治者毫无价值，会发生什么呢？”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设想——“灭绝主义”，一个富人为摆脱穷人而发动种族灭绝的世界。

这些反乌托邦的设想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但如果沿着当前的发展轨迹继续前行，它们似乎将成为无法避免的现实。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意味着没有实质性的政策改变，大多数人将面临艰难的生活，甚至可能面临灾难性的末日图景。正因如此，关于机器人税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它提供了一个政策应对的机会，现在采取行动还为时不晚。

昔日的争论如今再次浮出水面，只是披上了新的伪装。我们深知无需机器人税的原因，因为竞争本身就是最好的制衡。

这些政策提议者似乎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未能真正理解自己的预言并不会成真。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是如此。

于是，有人开始分析，随着机器人的到来，我们的生产力将得到极大提升。假设机器人能在所有工作岗位上超越人类的表现，取代了人类的全部工作。那些拥有机器人的“资本家”，最终将掌握所有财富和生产资料。而我们这些被机器人取代工作的人，将失去收入，最终在街头忍受饥饿，而富人们则会在他们的高墙城堡上俯瞰我们。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如果我们没有收入，就无法购买机器人生产的产品，富人们也无法从我们这里赚取更多财富，他们自身也会陷入困境。富人可以消费机器人生产的产品，但这并非富人的本质。

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无法从机器人生产的产品中获得价值，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改变现有的经济体系呢？我们对住所、食物和娱乐的需求依然存在，而机器人无法提供这些物资，因为我们无法给予他们报酬。人类将继续生产这些物资，就如同现在一样。

机器人经济终将走向终结，因为他们只为他们的主人提供服务。而普通的、大众的经济体系，仍将如现在一样运转。上述的设想并不会成真。我们要么从机器人生产的产品中获益，与富人共同繁荣，要么我们将生活在一个与当前经济截然不同的环境中。

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让我们明确一点：机器人虽然带来了变革，但他们无法取代人类的创造力、情感以及社区的联系。我们拥有的不仅仅是生产力，更是无法被机器替代的人性和情感价值。盖茨的立场实际上是阻碍创新，是一种保护主义思维的体现。

哈佛大学教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苏摩尔斯对此持批评态度。如果遵循盖茨的逻辑，对所有自动化程序征税，那么社会的生产效率如何得以提升呢？更何况，对创新的看法不应局限于机器人这一领域。仅仅把机器人视作工作杀手并无太多逻辑依据。机场打印登机牌的机器人、加速文档处理的文字处理程序以及方便手机银行服务的科技产品，这些不都是典型的创新吗？难道自动驾驶的汽车和防病疫苗也在摧毁相关行业的工作岗位？为何只看到减少人工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提高效率和增强工人能力的一面？即使专家能在这两者之间画出清晰的界限，税务部门如何执行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许多创新产品和服务，如自动驾驶汽车、机器人手术以及线上预订系统，它们的出现带来了比原有方式更好的体验。创新者从这些创新中获得的利益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价值被整个社会共享。为何要通过税收来阻碍创新，缩小蛋糕的规模，而不是确保更大的蛋糕能被公平分配呢？如果因为对机器人的高额税收而阻止其生产，那么社会将失去享受这些额外产出的机会。与其建立一个保护被取代工人的税收体系，不如让蛋糕做大，然后合理地进行二次分配。

关于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的议题，我们无需争论其是否必要。全球老龄化浪潮正汹涌而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愈发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机器人技术的崛起，实际上是一种必要的应对策略。正如科技记者约翰·马尔科夫所言，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时代转折点，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已经不仅仅是未来趋势的预测，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

在过去，我们曾设想机器人会改变生产流程，可能会颠覆中国的工厂模式。丹尼尔·卡尼曼提醒我们，现实状况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复杂。全球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工作人口的数量正在减少。以中国为例，去年工作人口减少了500万，这一趋势在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和美国也在上演。世界正在老龄化，这一点无人能否认。我们需要机器人技术来填补劳动力短缺的空白。

技术变革和机器人技术的普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人口结构的变化影响更为深远和迅速。我们需要正视这一现实，并认识到机器人技术的重要性。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是“依赖比例”，即需要照料和能够提供照料的人之间的比例。如今，65岁以上的人口首次超过了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本世纪中叶，8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将翻倍；到世纪末，这一数字将增长7倍。我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借助科技手段如自动驾驶汽车和专门为长者服务的机器人来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马尔科夫在《与机器人共舞》中深入探讨了照顾老人的机器人的问题，同时也触及了人与机器人的微妙关系。他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这些机器人何时能满足人们的期待？被照顾的人如何接纳这些机器？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虽然随着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技术的飞速进步，传感器的成本也在降低，我们对未来机器人的期望充满乐观，甚至设想它们会作为老年护理员、服务工人、司机和士兵等角色出现。人类与这些机器人的关系却难以预测。传说中的乐于服务的奴隶形象，在人类的思想和神话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希望机器人能够满足他们的每一个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自动决定人类生死的机器已经被广泛应用，人们对这一现象的担忧并不多。罗纳德·阿金博士，乔治亚理工大学实验室的机器人学专家，对此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研究。他坦言，有时他会怀疑自己的研究是否加速了战争的自动化进程。在2013年的演讲“怎样才能不造一台‘终结者’”中，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我们已经有大量的机器人，全球有数十个国家正在研发并部署这些机器人，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无论是地面、空中、海上还是海底，机器人的身影无处不在。例如，Predator C无人驾驶战斗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些机器人的广泛应用，无疑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和效率，但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和道德的思考。人类是否应该接受这些机器人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人与机器的关系？这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介绍Comat Robot与自动化致死的时代

让我来为你介绍一款韩国的Comat Robot，这款机器人拥有令人惊叹的功能：它可以自动检测、安全开火，甚至能够自动追踪海军工程目标乃至人类目标。更令人惊叹的是，你可以自由选择使用何种武器平台来执行这些任务。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现实——自动化致死（Lethal Autonomy）正成为无法避免的趋势。

为什么我会如此断言呢？因为自动化致死的存在已经超越了想象，它就在此时此地。每个人对于机器人的定义都有所不同，但在我眼中，即便是反步兵也可以被纳入机器人的范畴，因为它们具备感知并引爆的能力。这些机器人对所有人的安全构成了威胁，它们无法区分一个小孩和一个士兵。

还有一些系统，如爱国者导弹，虽然有人的操作者，但在导弹锁定目标后，操作者仅有短短的9秒时间来决定是否关闭系统。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如何确保目标的准确性？人类是否只是被陷害，成为错误判断的“替罪羊”？

作为机器学领域的专家，我们正推动战争向更快、更自动化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发射不理（Fire-and-Forget）”系统，还是以色列的导弹系统，这些机器正越来越多地自主做出决策。它们通过雷达信号自主寻找地面目标并进行打击，无需任何人工干预。这些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战争方式。

关于“自动化致死”的定义，与哲学家的观点存在分歧。哲学家认为自动化是道德自由的载体，但机器人真的应该为行为负责吗？它们真的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们机器学家的定义更为实际，我们需要机器来指定打击目标，简单来说，就是扣动。

面对“自动化致死”的议题，虽然我们没有明显的不安情绪，但讨论这个话题的紧迫性却不容忽视。社会需要为我们提供这样的讨论平台，而不是被动地等待他人来引导。我们似乎过于依赖和当局来处理科技和未来问题，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不正确的。

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更加自主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积极向公众分享我们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在追求新知识的喜悦中，我们不能忘记思考科技的真实面貌和潜在影响。走出实验室，面对真实的世界，重新评估我们的研究方向和目的，以免二十年后才后悔没有早点觉醒。

在我的研究项目中，我不断提出这些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士兵变成机器人？机器人是否应该变成士兵？它们能否变得更像人类？在道德层面，机器人能否超越人类，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应该如何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托斯丹·凡勃伦在百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就曾预言，政治力量会转向专家岗位，工程师等专家将成为新经济的控制者。虽然当时尚未出现让人失业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但这个观点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不应再被动地等待他人来引导讨论关于科技和未来的话题。科学家和社会大众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讨论，共同思考人与机器人的关系应该如何发展。我们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以确保科技的进步能够真正为人类带来福祉，而不是带来灾难。只有通过充分的讨论和深入的思考，我们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让科技真正地服务于人类。随着机器越来越聪明，工程师的角色也愈发重要。在早期机械工业的发展中，工业专家和企业经理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当时，工业体系尚未走向专业化和复杂化，商业规模也尚未大幅扩张。即便是一些未受过技术训练的商人，也能对全局进行智能监督，理解他们所投资和获益的机械生产流程的需求。通常，工业流程和设备的设计者会同时掌管财务和店面管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分化逐渐出现。工业流程的设计和管理开始与商业交易、财务管理分开，这也导致了商业管理和技术专家之间权力的分割。技术专家的主要工作是确定产业中技术上的可行方案，并寻找实现这些方案的方法。而商业管理层则从商业角度出发，决定应该开展多少工作，生产何种质量和类型的商品和服务。商业管理层通常是最终决策者，负责设定生产上限。

专业化的发展使得专家在工业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尽管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不断丰富，但关于生产流程和方法的决策仍需企业经理根据商业利益进行权衡。商业管理和工业管理之间的分裂正在不断加速，因为高效组织和工业流程所需的专业培训和经验正变得越来越严格。这要求具备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人专注于各自领域，并对自己的工作拥有全身心的投入和未分割的所有权收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技术专家——包括发明家、设计师、化学家、矿物学家、土壤专家、作物专家、生产经理和各类工程师——成为产业雇员，为金融首脑服务。金融首脑的任务是将工业专家的知识和能力商业化，转化为自身的利益。这些技术专家们以其专业知识、能力、兴趣和经验为产业带来创新和发展，推动工业的进步。在科技的浪潮中，机器人似乎正在无声地引发一场关于人类身份认同的危机。当我们思考如何构建机器人，如何为它们设定行为准则时，我们也被迫重新思考自己的本质——我们究竟是何许人也？这个问题不仅仅令工程师们陷入深思，同时也引起了像日本机器人学家石黑浩的深思。

石黑浩，大阪大学的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仿生机器人”的研究。他的杰作之一，是一个名为Erica的女孩机器人，外形酷似真人。当石黑浩在年少时期，他曾反复自问：“人是什么？何为思考？何为感觉？”虽然未得到明确的答案，但他通过开发机器人不断寻找答案。

石黑浩的观点与俄罗斯亿万富翁迪米特·伊兹科夫相呼应。迪米特表示，人的身体就像硬件，而人脑则是软件。对于石黑浩来说，如果用机器替代身体，那么人类或许能永生。在他们眼中，人类的最终目标是成为机器人，突破时间的限制。

石黑浩的仿生机器人不仅仅是技术的结晶，更是对人类本质的探索。在他的设想中，机器人不只是工具或产物，而是与人类共存、共同进化的伙伴。这种思考让人不禁思考人类的未来和身份认同的问题：当我们与机器人越来越相似，我们该如何界定“人”的定义？我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定义为机器？

这些问题充满了挑战和未知，但它们也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必然伴随的思考。就如同石黑浩通过开发机器人寻找关于人类本质的答案一样，我们也需要在与机器人的共存中找到答案。这场由机器人引发的身份认同危机，也许正是我们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定义人性的契机。当人们谈论将意识转移到机器人身上以实现永生时，确实让人惊叹不已。这个想法仿佛让我们跨越了时间的鸿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身体虽然无法长久保存，但只要我们的意识得以延续，我们就可以一直活下去。而且，这样的做法对环境可能更为友好，因为机器人无需消耗食物。

但问题是，这还是我们熟悉的人类存在吗？我们真的愿意放弃我们的肉体，把自己变成一种机械存在吗？这个问题不仅关乎生存问题，更是关于人性的探索和挑战。它不仅引发了人们对于存在的思考，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的担忧。比尔·乔伊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他对技术的失控深感忧虑，他担忧机器人和其他高科技技术如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一样，可能会让人类面临灭绝的威胁。这些技术就像潘多拉魔盒一样，一旦打开，后果难以预料。这些技术的快速发展确实有可能让人类变成濒危物种。就像科幻小说中的博格人那样，半人半机器人的存在是否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呢？我们是否应该警惕这些技术的潜在威胁？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关注这些技术的负面影响？我们是否应该更加谨慎地对待这些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习惯了每天听到关于科技的进步和成就，但当我们沉浸在这些进步的喜悦中时，是否忽视了这些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和挑战呢？特别是当我们面对能够自我复制的机器人、经过改造的有机体和纳米技术时，我们是否应该更加警惕和谨慎呢？毕竟，一个只能炸一次，但一个机器人却能自我复制成很多个，一旦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盲目地接纳和信任这些新技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这些问题，需要关注这些技术的潜在威胁和挑战，以确保我们的未来和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和繁荣。我们需要对这些技术的负面影响进行研究和探讨，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威胁。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实现科技与人类文明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在过去的25年里，我主要从事计算机网络研究。网络上的信息收发带来了失控复制的机会，其中的复杂性令人头疼。计算机网络的复制虽然可能使网络和计算机陷入瘫痪，但更令人担忧的是新技术所带来的不可控的复制品对物理世界的潜在威胁。

这些新技术孕育着希望与危险并存。我们被永生的前景所吸引，跟随库兹韦尔的机器梦想；基因工程似乎为大部分疾病提供了治疗方案或治愈方案；纳米技术和纳米医疗更是为治愈更多病人带来了希望。所有这些都将极大地提高我们的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任何一项技术的微小行为都可能累积成巨大的力量，同时也可能带来无法预测的危险。

让我们回顾一下，是什么让20世纪与众不同？新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生物武器、化学武器）成为巨大的威胁。但制造至少需要一段时间和稀有、高度保密的资料；而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则需要更大规模的研究活动。

21世纪的技术——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却能激发新的意外和武器滥用情况，因此更具危险性。最可怕的是，个人或小型组织就能接触和滥用这些技术，这是历史上的首次。不同于需要巨大开发能力和稀有原料的制造过程，只需掌握相关技术知识就能利用这些技术。

我必须强调，我们正处于创造“极端邪恶”的边缘。这种邪恶力量的传播将超越国家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成为极端个人手中的可怕力量。当我初入计算机行业时，没有人能预见到我需要面对这样的挑战。